作者：石艳
发表时间：2022/12/5 9:01:30

本文已在安徽省委党史办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知青口述实录》中刊用。现作者又进行了修改，增添了部分内容。

我的知青生活录（新）

 王业沁

农民进城，部分田地山场抛荒，是时下农村的一种社会现象。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包括农村的这代孩子，已经没有农活的概念了。有的就是读书、经商、办厂、进城打工，玩手机，上网，一些农活只是留下了记忆。

1974年高中毕业的我，搭上了“上山下乡”的班车，凭借小集镇非农业户口，在原县劳动局“五七”办公室报名登记“下放”，转成农业户口，由非转农，成了下放知识青年。其实，我就生活在山区杨滩五合吴村，是一个典型的“乡巴佬”，很土。与农民同学别无二样。16岁就高中毕业了。因为爸妈都是小学老师，发蒙的比较早，文革时学制又短，高中只读了两年，各类大中专学校都停招了，初高中的毕业生，农村的学生回乡，非农业的学生转户口下放，未下放的就是无业游民。山里的农活，与下放的北京、上海、芜湖、浙江湖州、广德城里知青比较起来要熟悉得多了。

近五年的“知青”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队办的五合中学度过的，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教了几年的书。但是，在农忙假里，寒暑假里，礼拜六星期天里，农活也没有少干。田里活，从犁田、耙田、到平耖，从泡种，育秧、栽秧、打秧草、到割稻；山上活，从砍竹伐木、挖茶叶地、到种玉米收芝麻等等，几乎都干过。

（一）刀耕火种

山区田少，五合大队的社员门（那个时候的习惯称呼，现在叫村民）的口粮三分之二要靠国家供应，一年到头吃不到几餐荤，粮食不够吃，议价粮又买不到，为了弥补口粮不足，大队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语言，现在叫村民委员会）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决定向山林要粮，种玉米、小麦等，使我亲身体验了刀耕火种。

一次，生产队（现在叫村民组）的章队长选中了一块林地，这林地离村不到三里路，在村后的后头冲里，土肥、树木茂盛，绝大多数是一些成材的株树、松树、杉树等，面积20余亩。那天，天还不太亮，上工的号声便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章队长站在村子中大着嗓子派工：“三组的社员，请注意！你们听到没有？今天全部到后头冲砍地。”我赶紧起身，忙忙碌碌炒了一点干饭吃了，带了一些干粮，拿起斧子和砍刀跟三组的社员门一起来到后头冲。

这砍地也讲究一定的程序，手脚麻利的在前，从山脚到山岗上下一字排开。在山脚的先砍，待砍去丈余后，后面跟着的再砍，一个跟一个，我被安排在最后。

在砍伐过程中成材的树要单独剔出，砍去枝丫，放到山下公路上去，以便完成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派下来的计划任务。其它的小树等，砍倒以后，不准社员私人带回家做柴禾，全部放在山上晒干。

大约半月以后，我们三组的社员又到后头冲“烧地”。十几个人分上、左、右三个作业组，先清理“火道”（隔离带），然后自上而下地点燃，下午三点左右地烧好了。一片森林就这样变成了焦地。隔夜之后，社员门便把玉米种子撒在了烧好的山地上。

森林遭毁，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换来的只是产量很低的玉米。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二）挑猪栏粪

农田基本建设小田改大田后，土壤的肥力大大下降。于是生产队根据大队革委会的要求，除了生产队的猪场外还号召社员每家每户养猪。一来是改善生活的需要，二来是积肥的需要。那年头五合的社员还没有使用化肥的习惯。于是家家户户在房前，或在屋后，或灶屋边围起了猪圈，养起了香猪（供宰杀食用区别公猪于母猪），开始造肥（猪栏粪）。生产队按每百斤折算成工分记于家庭的总工分账，到年底分红。

我记得，挑猪栏粪是一项又累又脏的活。先到社员家把猪栏改（解）开，把猪子放出来，然后，人进去再用钉耙装到箢箕里挑出来称斤两，又湿又臭的猪栏粪特别“达称”（很重），这还不算，挑到田里，要是栽秧肥田，就把猪栏粪倒在田里由犁耙的社员负责撒到田里，糟焦的是冬腊月天给油菜下肥，挑到田里后还要用手一棵一棵地把猪栏粪放在油菜兜子上，没有皮手套，纱布手套也隔不住猪粪的臭味，什么细菌毒素根本不需要考虑，嫌脏你就是思想不纯，“只要思想红，手臭也光荣”。当年学雷锋时，不也是在路上看见牛粪猪粪就用手捧到田里吗。为了在生产队里表现好一点，得到社员的好口碑，我与几个芜湖下放的知青和本队的小伙子还拼命挣谁挑得多。现在看很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就是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不仅是我们年轻人，生产队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只要是能干活的不都是一样吗？

（三）抓“特务”

1977年盛夏，一人开了一辆外地牌照的手扶拖拉机，拖斗上座着两个40开外的中年男子，装了一车自家纺织的老布来到五合叫卖。那时候阶级警惕性相当高，每家每户只要一有外人来，都要向民兵组织报告，是亲戚往来已经习惯了，恰巧那天来的不是亲戚，而是来贩卖布匹的，三人，中年男子，贩布。五合当时是全地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是不是特务来搞破坏的？民兵营长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引起了他的怀疑，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及时用电话通知各生产队民兵连，立马抓人。

记得1977年前后，当时的基干民兵连都配有半自动步枪（不是全部，一个连大慨是五条枪），我们几个知青当然的民兵。为了持枪还到生产队的章队长家里请营长来评理，碍于颜面，最后还是给我分配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三个外地人一看民兵背着枪来逮他们，摇响拖拉机，挂上最高档，加大油门，拼命地逃跑。山区公路进出只有一条，哪能跑得掉，见事不对，他们放弃了拖拉机，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山高林密，一时难以抓着。但是，全大队民兵都已发动起来，出山的各个路口都已经布设了岗哨。我在吴村的一个出山路口与另外两位民兵站岗把守着，午夜时分，萤火虫一眨一眨地飞来飞去，不知名的小虫在叽叽地叫唱。突然，从响岭生产队的方向传来一声枪响。估计人已抓着。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功夫，撤岗的通知就到了。被抓的三人又带到吴村，五花大绑地关到了“忠子室”。一晚未睡，审问的结果，不是搞破坏，千真万确的是卖自家纺织的老布。谁能证明是自家纺织呢？是搞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没收布匹。把人交到公社处理。其结果不得而知。后来听说，到公社后看到他们无大碍，就连人带机放了。

（四）纪念毛主席

1976年9月8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每个生产队在大队的统一布置下设立灵堂，地点设在“忠子室”，我们几个知青因为有点文化分别派到六个生产队协助布置灵堂。毛主席生前在全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已经从伟人走向了神。五合大队的社员以山里人的纯朴和善良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再加一个“更”字。吃饭前要在毛主席像前跳一个“忠子舞”，每一个村口都要派两名红小兵手拿红缨枪轮流站岗，对过往的行人一个不少漏地令其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准予放行。毛主席过世了，虽说，不能与城里单位比不了档次，但也要淳朴隆重，纪念得像个样。灵堂设好后，全队老小没有一个不去吊唁，尤其是老人们在毛主席像前泣不成声“如果没有您老人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哪有今天的幸福日子啊？”那时的五合大队，社员们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马放南山，夜不闭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生活的幸福指数相当高。当然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无比深厚的。大队广播站播放哀乐连续多天。

（五）战“双抢”

所谓“双抢”，即是抢收抢种。因为是山区，日照时间短，双季稻的种植在山区又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农产区才有的“双抢”。现在因为有了高产的杂交水稻，“双抢”在广德已经多年不曾有了。双抢时间很短，早季稻在7月下旬成熟以后，晚稻秧苗必须在“立秋以前栽插结束。先是抢收，早稻成熟一般要在七月二十号以后，第一天鸡鸣三遍天未亮前必须赶到稻田，天一放亮下田开镰收割，因为要腾出田来耕耙坪耖，要把田整出来好栽秧。第一次割稻子时，不听使唤的镰刀竟然把我的左手小拇指连杀了两次，其实也有原因，那时生产劳动都是群体，下田时一字排开，一人七棵，第一个开镰的人收割的速度要快，后面的人你追我赶，稍不注意很容易割手。打稻子有两种形式：一是用梡桶，还一种是用脚踩的打稻机。有趣的是，打稻子时，中年妇女还在繁重的劳动中寻欢作乐，选准老实憨厚的中年男子作为取乐对象，偷偷把稻毛草趁其不注意塞进背心和裤裆里，让其皮肤和下身瘙痒难忍。计谋得逞社员们哈哈大笑。

（六）参加农田基本建设

那个年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毛主席提出的，大寨就是这样做的。最高指示谁敢不听。五合大队虽然是山区，2000多人口，农田基本面积是446亩，而且都是山冲田“巴掌大小”。山里头冷水田，要以粮为纲，发展粮食生产（主要是水稻），刀耕火种在山上种包谷小麦荞麦南瓜等只能是补充，还得动脑筋。既然是全县学大寨的一面旗帜，还是学大寨。从1970年代初开始，大队决定每年的秋收以后到来年的春耕以前，实施农田基本建设，小田改大田，不规则的改成块状田。没有机械化的挖掘机推土机，全部靠人工。记得有一年我在生产队改田时，与队里的一位社员都是从学校刚毕业的毛头小伙，为了逃避挑土，选择了放炮炸土，有一天上午我俩打完4个炮眼，装上炸药，等社员全部离开工地后，点火，放炮，砰、砰、砰响了三炮，明明装了四炮，还有一炮未响，天哪！出现一个哑炮，我俩等了近一个小时还是未炸响，下午一点半社员要上工了，必须赶在社员上工之前解决掉。我俩未学过排哑炮的专业知识，打炮眼和装跑还是在老社员那里瞟学的。怎么办呢？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排哑炮的危险性也顾不了那么多，只好蛮干。好歹我俩还知道一点炮眼的正前方是不能随意动作的，又因为是土炮，跑眼的左侧是下田坎子有两米多高，真要爆炸，我俩就往左侧的田坎子翻下去，免得丢命。于是我俩一个扯导火索，一个拽衣角，冒着可能丢命的危险，扯出了导火索和雷管，还好未爆炸。好险哪！原来，这一炮所装的导火索中间因为被折了，引火到不了雷管才未爆炸，这一炮下午未放，直到下午放工后才重新装炮，点火爆炸。什么是土炮呢？就是人工用锄土挖效益低，有时遇到坚硬的土质，挑土的要等上土的，有时还无土可上，于是就想到用炮来炸，一炮炸下来的土可供10余人挑半天。几个冬季下来，在主冲和村子上下的田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根据地形，一般的每块田都在1—3亩左右，可供手扶拖拉机作业了。1976—1978年是最红火的，每到冬季，农田改建一开始，其他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经常一批批的在县客运公司包车到五合参观学习。

（七）写标语

我办理下放手续的1975年初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但是，当时的五合大队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为了造就浓厚的氛围，渲染对毛主席的衷心，要求各个生产队在公路两边农民住房的外墙上刷标语，没有粉的土墙一定要用石灰刷白。这项活自然落到我们几个知青和大队中学几个民办教师的头上。

6个生产队，每队一组，我被分到吴村生产队。跟我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芜湖的下放知青做我的下手。

标语口号我记得有这么几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农业学大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

要求用艺术字写到墙上，黑体字、新魏体、仿宋体、隶书等等，正正规规地写。不是随便刷。不象现在广告公司做会标字体用电脑拖出来，这么简单。更没有电子显示屏。

看好一方墙后，是山头墙，还是正面墙，大致上要写那副标语，大队基本上都做了规定，当时五合大队是芜湖地区和广德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各级领导来视察，其他公社大队来参观的比较多，所以，标语的安排也有讲究。有多少字，就能定下写多大的字体。先用两个竹梯，靠在墙上的两边，用红土颜料（氧化铁）把线条打出来，否则，上下不齐难看，然后用木质三角板用铅笔把字底框出来，无论写那种字体必须先打字底。人站在竹梯上划线打字底开始时手脚还是有点发抖，写多了也就习惯了。标语离地面的高度一般在4米上下。我们两个人我打字底，还有一个用红土（氧化铁）按照字体的空格填色。就这样，我们在全大队的每个村庄上的农民靠路的墙上，用以上的方法写了几十幅标语。造就了较为浓厚的忠于毛主席，学大寨的宣传氛围。

1976年我在五合大队初级中学教书时，毛主席逝世后，还在中学教学楼的墙上用红土以隶书的字体两米见方的大小划了六个大字“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五合用红土在墙上写的标语，1983年五合中学撤销后，学校的房子也被当地的农民撤掉了，盖起了小洋楼，大队核算也在当年解体，老房子基本换新了，标语一个也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是记忆。

（八）学栽秧

写完标语，春耕生产已经开始了。因为采茶和栽秧，大队的中学、小学春忙假也在四月中旬放了。五合虽说是山区，但全大队也有400余亩农田。吴村生产队的农田占全大队的三分之一，除掉西冲、后头河等几条冲杪子（深山冲紧挨山）的田不载双季稻以外，公路沿边，村子上下的所有农田必须栽秧。

吴村当时是全大队最大的生产队，一是农户人口最多，二是农田亩数最多；但是，山场面积并不是最大。

解决山区低温下的早稻秧苗问题，主要是靠塑料薄膜，按现在的说法是大棚育秧，不能用水育，旱育。什么叫旱育？即在阳光较好的水田里，按长宽适度一般宽一米五，长十米，犁出几条水沟一垄一垄整理抹平，把肥土均匀地垫在垄上，而后把经过催芽的稻种撒上，再把竹签插在垄的两边弓起来铺上塑料薄膜，把边子压在水沟里，秧苗一般二十天左右就能下田了。

村里的妇女、辅助劳力、年老体弱者、中小学生一律上山采茶，大队机械化茶厂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下午五点半，派人定时到各生产队收取活草（鲜叶），当时不是收购，摘茶叶也不是记件计酬，而是按工分，一天最高十分，依次按能力的大小从高往低评定。鲜叶收到大队茶厂统一加工生产成“屯绿”分级别装袋送到杨滩供销社采购组。那时家庭的主妇是很累的，洗衣、煮饭不仅承担家务活，还要上山摘茶叶，为了多挣工分。生产队的农业组男人们栽秧。两项活都是季节性很强的。

旱育秧苗不像水育秧苗成靶，下田栽秧前，是用锹铲装到秧盆里的。这秧盆跟一般脚盆不一样，底子结构平滑能在水上划，为了栽秧我还专门请桶匠做了一个秧盆。后来我参加了税务工作，家搬了多少次，但是秧盆始终伴随着我随家而迁。

经过犁耙耖秧田整好了，我们把带土的秧苗用箢箕挑到田埂放上，再用尼龙线绳，以宽三尺五的距离在田里拉直两头固定下来，一人一趟，绳子牵好后，再按照栽秧技术的熟练程度，依次下田，一趟一人载七棵，距离标准是横五竖四（寸），当时县委还派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在大队驻点，记得当时是县委党校的校长率队驻点。农忙时还到各个生产队手拿尺干巡视，到田里量，看你载得标准不标准，载希了还要重载。

我们几个知青因为第一次下田，被安排在后面，记得是农业组的章组长带教我们。下田后他首先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秧盆放在两腿的后面，左手托着秧苗，胳膊衬在左大腿上，人弯腰插秧时身体要舒服些，但是，栽秧的速度不快。栽秧时右手按五六苗的大小掰开，用右大拇指、食指、中指埒好从左到右按距离标准插于秧田（左边起移），头朝前，两腿马步依栽秧的速度往后退。按照示范我们一人一趟依次下田了，因为有了绳子的限制，载不到别人的趟子里，别的老农载得又快又直我们几个知青插到田里的秧歪歪扭扭，速度又慢。一天下来后腰酸背痛。

早稻载插完成后，我们的栽秧技术因为年轻接受能力强都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载得是旱秧。

到“双枪”了，我们还得学载水秧。

水秧是在水田里育成的，程序与育旱秧差不多。但是，所不同的是秧苗不是用锹铲，而是用手扯。

扯秧有两种方法，一是撩秧，一是摸秧。撩秧是左手拇指挨到秧根，右手拽到秧苗的杪子，往上扯，然后用左手虎口夹着的稻草把秧苗捆起来，放在一边。摸秧是用左右两手，同时在秧苗的根部拽蔸，拽起后，同样用左手虎口的稻草把秧苗捆住。双抢时间短，我们因为有了早稻秧的栽插经验，双抢栽秧所不同的是秧把子了，拿在手上轻了许多，还是拉线，五四寸的标准，所以，双抢时我们栽秧的速度快了许多，而且我还学会了双边起移，胳膊不衬大腿，左手拿秧把，直接贴近水面，栽秧的速度就快多了。为了抢时间，生产队对我们栽秧的农业组，实行了包工，几块田，十多个人，拈阄，两三个人一组，谁组先载完，谁先放工。不是包酬，就是这样。我们载得快，放工的也早，这样简单的激励，练就了我栽秧的速度，双抢未结束，我在生产队栽秧已经是头块牌子了。没想到，这点栽秧技术，后来在我收税时还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是1980年春的栽秧季节，我到原独树公社的庄头大队收税（那时，税收政策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销售原木原竹，以及农林三类农副产品都要缴纳产品税）恰巧大队会计正在田里栽秧，大队账目都在会计家里，会计的家人说他在田里栽秧，我即刻骑着自行车来到田畈找到他栽秧的田，栽秧当中有男有女，其中一个小姑娘调侃地对我说：“小王，下来栽秧啊，要不，今天大队会计的帐你就看不到了。”此时此刻，我心有底，载就载吧，看到他们栽秧的速度，我说：“我下来栽秧，一会就会穿你们的‘蓑衣’（指后下田栽秧的人载得快，超过先下田栽秧的人，因为有尼龙线绳的限制不碍事，如果不拉线按顺序载，你就不能超前了）”。我脱掉鞋袜把装有税票的黄军包放到田埂边，下到田里，在他们旁边空白趟里，抛了秧把载了起来，两边起移，很快载完了一趟。比先前下田的人我提前上了田埂。他们没想到，一个收税的小青年（那年我才23虚岁）还会栽秧。就这样，我拉进了与纳税人的距离，之后在这个大队收税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我与这个会计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

（九）倒皮筒（伐木砍松树）

1975年吴村生产队的“双抢”在立秋前的8月6日结束了。

紧接着，大队革委会根据杨滩人民公社下达的木材砍伐指标计划，专题对吴村生产队作了砍伐安排，大概是80个立方的数字（具体数据记不详细了）。为什么安排吴村？这里我要多说两句，因为，一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还未成立党总支）王学江同志是吴村人；二是吴村生产队党小组组长曾庆龙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党性强；三是生产队的队长章忠科同志大局意识较强；四是吴村原来就是大队部的所在地，村上的社员觉悟相对高一些（现在叫综合素质）。据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国平先生所撰写的《赤胆忠魂---许道珍和他的战友》一书记载，吴村1947年至1949年10月1日解放前还是中共华东局苏浙皖边区特委、新四军苏浙皖边区支队司令部、中共郎广分工委、中共路南分工委、广南县民主政府和广宁孝县民主政府等所在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下放到五合的知青一般都安排在吴村生产队。

砍伐计划任务无条件服从。生产队成立采伐组，村上的青壮劳力基本入选，我很荣幸地参加了。

当年砍树不用锯子锯，而是用开山斧，家里没有，为此，我还专门到杨滩街上的铁匠铺买了一把斧子。回来请小组长章小双椟了把子，又请他帮忙磨锋利。

我记得第一次上山砍树（与刀耕火种和砍柴不同）是在西冲与竹冲交界的山岗上。刚过立秋，老天带着盛夏酷暑的余威进入三伏（秋伏）。山上的秋蚊子特别厉害，咬到身上就是一个大包，又痒又痛，弄不好还会引起全身的炎症。为了防止叮咬，我们穿得都是山袜、长裤、长褂。腰别弯刀和斧子。到山岗后，大家都选定了砍伐的对象。因为是第一次砍松树，章组长特意选了一颗较小的松树交给我，说它小，也有80多公分的直径，至少有40多年的树龄。清理好树蔸边的杂树杂草后，他仔细对我说了砍树的要领。

“小王，你记好，不管松树有多粗，首先，你准备把树往哪个方向倒，向上倒，还是向下倒（一般不横倒），这是决定斧子开口的地方；第二，树有多粗，开口的高度与地面就应该有多高，最好要略高一点；第三，用斧时双手握把，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倒树的方向还要多砍一些”。

说好后，他做了示范动作，并且把树口开好了。因为树要往下倒，所以树口也开在了往下的方向。接下来，我就在他开好的树口里，一斧一斧地砍起来。

第一次砍树兴奋得心情，使我在开始的一个小时内还不觉得臂酸手痛，中午临近放工时，手臂和腰开始有点反应了。

一个上午只砍了一大半。

     下午上山后，手臂有点不听使唤了，十个手指头扁平了，手掌中起了八个血泡，因为上午砍了一大半，下午砍得要少一点，而且，砍上面的，要好砍一些。不到五点，整棵松树开始向下倾斜了，还未砍完的树蔸里，发出了嗞嗞的断裂声。这个时候，章组长在他砍树的地方一直注视着我，看着我砍得树已经在倾斜，他高喊着：“小王，快到树的上方来，上来，到山岗！”我即刻拿着斧子转到砍树的上方。看着松树哗的一下树杪朝坡下倒去了，心中想着总算砍倒了一棵。其他社员有的当天砍了两颗，有的因为树大也只砍了一棵，没有棵桠，就放工回家了。吃晚饭时，双手痛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

那时，没有想到保护环境，保护森林，保护植被。一棵当地松树没有三十年的时间是成不了材的，然而在我们的斧下一天就给它撂倒了，不仅是松树的本身，伴随着它倒下的还有其他的树木和毛竹。虽说五合的森林蓄积量，覆盖率在全县是最高，但是在农业学大寨期间，采伐得也很厉害。直到现在像模像样的大树，尤其是松树已经为数不多。大队核算撤销实行责任制以后，随着退耕还林植树政策的落实，植被开始恢复，过去被破坏的山场和山岗幼树渐渐成材，一个生态五合正在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十）迎国庆参加文艺活动

在完成松树的采伐计划后，国庆节就要到了。大队准备举办一次文艺汇演，各生产队和一所中学三所小学都要出节目。

山区秋后的农活，山上较轻的活有扯芝麻草、锄苞谷地等，那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正儿八经地在后头冲、后头河、新屋底、西冲等较近的山冲地种上了南瓜、冬瓜、山芋等，为它们锄草算是轻活了，章队长派活一般都是年老、妇女和辅助劳力。还有挖茶叶地和砍毛竹等重活都是青壮劳力的事。农活不能耽误，国庆文艺汇演必须参加，如前所述吴村生产队的地位与其他生产队不一样，所有的工作都要走在全大队的前列。

章队长召集了队里的几个回乡青年和我们几个知青，商议排练文艺节目。吴村的文化底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厚的，1972年以前还曾排演过皖南花鼓戏版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五合大队当时的文化事业建设是相当完备的，我曾经在《五合记忆》里这样写道：“在大力发展保障教育的同时，大队的各项文化建设也未止步，每个生产队都建设了一个能容纳300余人的“忠子室”（文化大革命期间读毛主席书，唱毛主席歌，跳忠子舞，忆苦思甜，开批斗会，进行文艺表演和放电影的地方），室内还搭建了一个永久性的舞台（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小型剧院）；建立了篮球队，建设了篮球场；大队建立了广播站，除转播公社广播站的节目外，还有自己开办的栏目，每个自然村有一个高音喇叭，户户都有小广播，上下工都是以大队广播站放出的上工号和下工号为准。颇有一点军营的味道。大队部还建立了电话总机台，电话通到各生产队队长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家里。正月里玩旱船，在重大的节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组织各生产队文艺宣传队进行汇演，双柞和吴村两个生产队还排练出演了花鼓戏版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向冲生产队的是《沙家浜》；那时，为了解决山里头看电影难的问题，大队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电影队轮流在6个生产队巡回放映；医疗卫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大队在公社医院的支持下在响岭新村新建了一所近300平方米，有8张病床的合作医疗站。”

章队长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有文化，会写、会说、会唱，演几个节目不简单的很吗？要为吴村挣脸。”

1970年代农村搞文艺节目，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一抬手，一举足，都是硬邦邦的砍柴挖地式的动作。还好我们吴村知青小组有几个广德城里下放的女知青，在广中读书时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有点演出的基本功夫。不管怎么说，总比村姑的演艺强些。七拼八凑组织了12人的吴村生产队文艺宣传队，那时不叫演出队。排练了歌颂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带来好风光等歌舞，自编自导歌颂五合山水的山东快书，三句半等节目。正常情况下白天农活不能耽误，一般都利用晚上在忠子室排练，如果下雨就全天排练。

为了烘托演出的氛围，我们吴村文艺宣传队还想请回乡青年李明哲同志在一块有宽4米，高2米见方用塑料薄膜拼起来的幕墙在上面画一幅象征五合大队新景象的山水画来做背景。在当时的五合文艺宣传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算是创新了。我们的这个想法向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因为吴村的大队领导在大队班子中人数占得比例较高，且分管文教的干部也住在吴村。本来可以不汇报，像正常的排练。画画就不同了，因为晚上作画光线不好，色彩调不准，必须白天。白天不干农活来画画会引起村上社员的非议，而李明哲的绘画手艺是遗传的基因，在上小学时就有这个天赋了，他父亲在当地十里八乡是有名的扎匠，玩旱船、扎纸屋、扎花圈、画像等都是独门手艺。干农活出工是记工分的，画画得不到批准李明哲是不会画的。大队分管领导听了汇报后非常欣喜，立马同意。

我们每天晚上排练，记得有一天在排练舞蹈时，我戴了一块钟山牌手表，被宣传队的一位女知青碰掉在了地上，砸坏了表壳，为此，她在口袋里拿出五块钱，说要赔，我未要。公益活动，损坏了一点财物不算什么，比起雷锋我还差远呢。

国庆节汇演在大队部所在地栗树弯的三岔河（现在的五合行政村村部）如期举行，舞台上没有音响，没有聚光灯、乐器只有胡琴（二胡和京胡）、笛子、口琴，一套锣鼓打闹场，几只白炽灯吊在简陋的舞台上，但是，各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都很认真，吴村生产队的节目得到了一致好评。

（十一）在秋天的日子

迎国庆，庆国庆系列活动，在大队部结束以后，又在各生产队进行了循环的系列庆祝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每到一个生产队，还要为宣传队安排伙食。

因为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我们都很乐意融入其中，唱唱打打，蹦蹦跳跳，相互斗乐，这是当年年轻人共有的特性，不像现在的网络时代年轻人稍有空闲就沉溺于电脑或者手机上的网络中。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五合大队有这个财力支撑，也说明了以王学江同志为首的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我们几个知青甚至还奢想，如果常年天天这样，不干体力活，又快活，又能挣到工分，还无需烧饭，那该多好。这是1975年五合大队农业学大寨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宣传庆祝是有阶段性的。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展示学大寨的主要成效，最终还是要看各项农林副产品的产量和收入总量上。当然，五合大队是山区，大队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原木原竹及其三类林副产品和大队办的几个企业，如茶厂、荧光灯厂、造纸厂、综合厂、油坊、车木厂、制刷厂、以及经理部等。大队经济是集体统一核算，家庭的日用品开支，先在大队会计处支款，然后，年终大队决算后，根据每个家庭的工分总值减除日常的支款，计算出进空账。我在《五合记忆》里表述是这样的：“日常生产，劳动实行工分制，一个劳动日最高10分，壮劳力、辅助劳力、半劳力、妇女从高分到低分按壮实的程度划分若干等级，日工分值到年底决算后才能知晓。一般的核算程序是：大队的各项收入包括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计划原木毛竹的销售、三类产品的销售、茶叶的销售等等，统一由大队集中结算。社员即现在的村民家庭及个人开支，均在大队会计处打借条支款，年终全大队总收入扣除总支出，再扣除公共积累，除以总工分，核算出10分工值，然后计算到户。每个社员家庭的工分总和，乘以 10分工平均值，计算出每个家庭的总收入减除总支款，就是家庭的年终分配的现款。当然，还有大队的公共支出如学校开支、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公路的修建等等，这些开支在年终决算时已按一定的比例提留起来。”基本上所有的农副产品都是分配制。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防止资本主义苗头，全大队所有的社员家庭除了养猪养鸡和种点小菜自己食用外，其它如玉米、山芋、芝麻、南瓜、冬瓜、萝卜、白菜（腌制的箭杆白菜）等，还有果木经济作物如板栗、梨类（秋半斤、杨桃梨、青皮梨等）都由生产队统一采收，然后根据收获的总量除以生产队的总人口（含未成年小孩）得出人均分配数，每个家庭到生产队会计处称回食用。这些农林副产品也不是无偿分给社员的，按照当时市场的计划价格，记入家庭的支出帐。

秋收的项目较多，在这里主要记述收芝麻。

收芝麻是在竹冲的白果树凹子。这竹冲是吴村通往宁国梅岭镇何家冲的必经之路，全国解放前，中共华东局苏浙皖边区特委、新四军苏浙皖边区支队司令部、中共郎广分工委、中共路南分工委、广南县民主政府和广宁孝县民主政府在吴村驻地时，竹冲堂上（当地习惯称呼，山岗上有一块8亩左右的平趟地）曾经有新四军布设的哨所。

收芝麻与其它的农作物不同，先是把已经成熟的，扯起来，就地十几根捆绑在一起，三捆搭一棚，待晒干后，天气好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山上产量少扯起来后干脆挑回来放在生产队的篮球场晒），还要背上一个大的簸箕，找一块相对平趟的地方，把已经干焦的芝麻壳杆子，抖掉泥土后蔸朝上，杪朝下地拍打（收芝麻有人也叫倒芝麻），归集装袋后送到仓库，再晾晒一两个太阳就可以了。

还有收玉米，当地也叫拌苞谷。割山芋藤挖山芋、摘冬瓜、摘南瓜等等，晚稻收割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十二）到泾县修渠

1975年12月正值五合大队农田基本建设轰轰烈烈的开展之际，大队革委会接到公社的通知，组织力量到泾县的陈村水库修干渠，全芜湖地区的所有县（那时没有县级市）包括当涂、芜湖、南陵、繁昌、泾县、宣城、郎溪、广德几个县（宁国当时还是徽州地区的一个县没有派人参加）都有劳力指标任务，组织结构以部队建制，大队是连，公社是营，县里是团，地区是指挥部。1970年代，大型工程的修建都是人海战术，陈村水库也不列外，它是芜湖地区的重点工程，以发电、灌溉、防洪为主，灌溉必须修渠，现在叫青弋江灌区（原名陈村灌区）是安徽省长江以南唯一的大型灌区，是利用陈村水库发电尾水和区间径流为水源集灌溉、发电、城镇供水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单位。

虽说大队抽人是临时连级建制，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组织那么多人，我记得全大队总共在各生产队抽了60人（包括后勤）。吴村生产队抽调的人最多，我们知青小组几个人，章队长考虑到他们是城市来的（北京市的、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徽省芜湖市的、还有广德城里的），怕他们吃不了苦，就留下在生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我很光荣地入选。

抽调的人在三天后出发，大队在县城芜湖地区驻广德汽车二连联系了两部解放牌带拖斗的货车，主车装人，拖斗装行李和修渠的工具，我们每人的日用品、脸盆、刷牙杯等用网袋装在一起，换洗衣服、鞋袜装在木箱里（那时没有带拉杆的箱包），还有棉被背包，生产工具是大队根据人数统一置配。

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不到18岁的我，难免有点激动。章队长通知出发的时间是早上6点。我4点多就起床了，天还未亮，炒了一点饭吃了，带上行李来到等车的地点，已经有三个人了，一个是刚从北京退伍的吴文忠、一个是与我同届毕业的汪玉林、还有一个是与我同岁高中未毕业就辍学在家的汪自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也就是劳役）心情可想而知。

准点出发，因为路程较远，路又窄，坑坑洼洼，又不象现在的公路，速度跑不起来，而且又是人货同车，安全还是重要的。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我们在泾县的工程所在地，在县城东边不远的一个叫泉水当的村庄，卸下行李后，根据前期到达的连长和会计安排，我们五合连的所有劳力分别进驻了村上的8户人家，连部和食堂是生产队的公房。去的当天中餐食堂未供应伙食，我们是在泾县城里自己买得吃的。我们吴村去的人比较走运，住的房东因为来年要盖新房，木料和木板较多，搭成板床铺上稻草，要比其他生产队睡地铺的人强多了。

当天晚餐工地食堂就开伙了。八个年轻小伙第一次卷着铺盖来到异地他乡睡在一起，体力活还未干的劲头，闹腾到半夜还入睡，天南海北的穷吹。

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队旗，指挥部在以公社为单位（营）的渠提上安装了一只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歌曲如“社会主义好”等等，同时还播报各县、公社的施工进度，以及好人好事。

施工点离我们的驻地大概在一华里左右。我们五合承担的干渠是50米，渠提已修好了，我们去得主要任务是修渠道。按照水利测绘部门画好的水平线，清理干净渠道内的垃圾石头、枯草、树枝等，然后，在渠边的山岗上挖出黄泥土挑入渠道内一层一层地夯实。现在50米渠道全部机械化施工最多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工程机械，全部人工肩挑手夯，所需时间长，效益自然低。

挖土、上土（装土）、挑土、平土、夯土这是修渠的五个主要工种，一天分四个时段，上午两段，下午两段，为的是相互之间可以互换轮流施工，否则，一个人挑一天的土那是吃不消的。

挖土是第一道工序，把黄土挖松软；

上土（装土），把土装进箢箕；

挑土，把装满黄土的箢箕挑到渠道内倒下；

平土，把倒下的黄土用锄耙平整；

夯土比较轻松一点，四个人一个夯石（有自然石、也有水泥石），夯石的四角留有用粗麻绳能拴住的四个空，一个领头喊号，其他三人跟着齐鸣。比如，领头的喊：“同志们加油干那！”后面的三人就跟着：“嗨呀子呵嗨！”同时提起麻绳过头顶，让夯石自然落地。四人用力均匀同步就好使轻松，如有一人不同步，夯石就不能平稳落地，河道就夯不实。所以，夯土必须是四人协同。

没有科技含量只是出力的劳动，几天下来也累得吃不消，腰酸肩痛手臂疼，早上睡得不想起来，盼望老天下雨雪，因为雨雪天不能施工，我们也好休息，12月中旬有一天老天终于下了一场雪，我们吴村的几个同伴，早餐后便去了泾县县城，在逛街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同村的名叫严家声的青年，在县城的一家商店里看中了一件上衣，问营业员卖不卖，恰巧只有一件，要买需交8元定金订货，那时的8元已经是一笔不晓得数目了，我们外出干活的身上哪有那么多钱，那时的物价是很低的，鸡蛋5分钱一个，同伴们身上加起来还不到2元钱，我的家庭条件比他们好一些，口袋里也只有5元钱，加起来还不到8元，只好作罢，回到工地住宿区后，我们风趣的喊他“8元订金”，回到五合后还喊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累的是天气影响的施工进度，放晴后晚上还要加班。

任务终于在一个月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已是寒冬腊月。回来时还是同样的汽车，到家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十三）在生产队担任植保员

从泾县回来已临近春节。小组的知青们除我之外都已回家过年了。我虽说也是知青，但是，家庭就在吴村小学，就在本生产队。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生产队的章队长和郭指导员商议，组织一个旱船队玩船。于是请青山村章凤山牵头组成了一个锣鼓队，请李明哲的父亲李胜选扎旱船，请杨风青的岳父撑旱船（主角说唱者），还选了我和村上的几个年轻人跟班打杂。大年一过，从初一开始在吴村生产队的每家每户都要玩一遍，有俗言说“冇村不冇家”。其他生产队看到吴村的热火劲，也邀请吴村的旱船队去玩，就这样一个正月未停脚，春耕生产就要开始了。

一年的劳动锻炼，使我学会了许多农活，干事的认真和负责，得到队里领导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在村上年轻人的比较中，由于我是全村中唯一的广德中学高中生，身份又是下放知青，于是，生产队决定让我担任植保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这是一份轻巧的活路了，让同村的年轻人和同组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植保员，顾名思义，就是植物保护，实际上就是生产队一百多亩水稻田双季稻的病虫害防治。我在中学读书时也没有这门课。什么也不懂。好在大队分管农业的领导就住在吴村，为了搞好这门差事，我利用晚上的时间，上门求教不耻下问。怎样发现水稻有病？有虫害？用什么样的农药？稀释的比例是多少？在什么时间喷洒最合适？等等。因为，五合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又是山区试种双季稻的试点，1976年在早稻秧栽插结束后，县农业局在县城桃州影剧院举办了一期以会代训形式的全县植保员培训班，我聆听了吴让祥老师关于三系杂交稻培育的专题讲座，以及县植保站老师关于水稻病虫害防治的辅导报告。那年我19虚岁，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参加的县级培训。这次培训使我更加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培训结束后，我又到县新华书店买了一些植保方面的书籍，连同会上发的资料，回到生产队后就跑到农田中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稻飞虱等病虫害。6月初我在一块稻田里发现了疑似稻飞虱的情况，立马报告了大队分管领导，领导立即从大队部赶往吴村的稻田查看，经与资料上的害虫比对后，确定为稻飞虱的卵虫期，于是立即打药防治，由于防治及时，未成灾害，当年还获得了好的收成。

    正当我准备潜心钻研农业植保知识时，当年的8月份，由于大队中学有两位老师乱搞男女关系，被大队革委会开除，急缺师资，大队领导决定调我到中学任教。

（十四）焦虑

     1978年以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活动已经在没有政策明确的情况下慢慢停止了。城市里知识青年（下放学生）除北京下放来的学生陈戎易已经在五合结婚成家外，浙江省湖州市的粱军，芜湖市钟华、李海滨等，广德城里的荣国芳、吴玲、戴先美、余广新等，都开始回城了，少量的招工指标都有明确的对象，有的干脆回城等待父母亲单位安排就业，而我呢，爸爸妈妈都是吴村小学的老师，在五合在吴村在乡下到哪里安排工作啊，虽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时候城乡区别又明显了，下放的政策是一致的，可是回城安排工作，我只有巴眼望着。我整天闷闷不乐，书又不能不教，我还是班主任。为此，我在1978年的5月份曾经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准备寄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知识青年办公室倾诉像我们这样农村小集镇户口下放学生工作的安排问题，但是，父亲未让我寄走，他说：“高考不是已经恢复了，没有城回，就用心复习考大学吧，何况你还在五合中学教书，用这种方式反映情况不太妥当，省里又不能安排你的工作，招工国家是有计划的。”这一经历我在“忘不了的高考情怀”这篇文章中没有记载。面对这一群可爱的学生同学，我又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记得1978年是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所有的年级都多读了半年

（十五）在五合中学教书

到五合中学教书是1976年8月中旬前后，大队办中学的张校长和梁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来我家通知我到中学去上班，顶替已已被开出的老师，接手即将小学毕业跨入初中的一群可爱的小弟妹（当年实行的是春季招生）。我接手班主任时不到十八周岁，最大的学生比我同年，一般都小我两三岁，最小的学生也只小我八岁。

当时中学的全称是杨滩人民公社五合初级中学，全大队三所小学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到中学办班，实际上所谓的大队中学还含有小学的成分，从五年级到初三四个班级（当年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秋高气爽的九月开学以后，我还兼代了当年初三毕业班的课程，也是因为师资力量。

初为人师就挑起了重担，压得我踹不了气。虽说父母是小学老师，又在学校的环境中生活长大，但是我毕竟没有上过讲台，一个不满十八周岁的大男孩要带一群十六岁以下的（多数在十二三岁）男女学生，环境逼得我要像大人，像成熟的大人，不仅如此，还要教他们的知识和为人处事，可怜我们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县城上得广德中学（我转学时的名称是广德县农机厂工农中学），整天都在搞开门办学，或者学工到广德县农机厂学扳工、学钳工、学车工、学翻砂工等等；或者到双河公社凤凰大队凤凰三队割油菜等，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是走上讲台，就不能糊弄自己的学生。教学相长吧。

我到中学任教的1976年9月，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摧毁四人帮是1976年的10月初），普及中学教育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全县所有的生产大队几乎都办起了中学班级，因此，师资力量奇缺无比，且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提高队办中学师资水平，1977年暑期，我有幸参加了县文教局在城关一小主办的农村中学教师培训班，这对提高我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帮助。

那个年代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曾在下放过的农村担任过民办中学或小学的老师，经历大都差不多。有所不同，值得记忆的是，现在已经成为爷爷、外公、奶奶、婆婆，或是父母的，我的学生，在一次聚会时异口同声地说道：“王老师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抛弃了我们。”我是从五年级担任班主任跟班上的，三年多的老师经历备课、上课、布置作业、改作业等等，日复一日。唯有几件事使学生感叹，使我难忘。

学校的食堂用燃料都是学生在上劳动课时上山砍的，一学期的柴禾四个班级的学生劳动课砍下来基本够用了。其他班级的劳动课砍下来的柴禾乱七八糟的放到食堂边就不管了，唯我所带的班，学生把柴禾砍下来后，我要求必须剁好，放在食堂灶边码整齐，以利炊事员少一点剁柴功夫，集中精力把饭菜做好，班上的学生埋怨我：“王老师你真多事。”

有一个学生，平时手脚不太“干净”，一次拿了班上同学的一件东西，被同学发现，报告了我。我当即把他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严厉斥责，并适度体罚了他（现在可不行，当时没有不准体罚学生的规定），教育他如何做人做事，当学生就要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学校反映。放学后，我又同他一起回家（家访），把情况向他父母作了介绍，父母很感激。经过教育开导后，该学生变好了。我召开了全班会，让他在班上作典型发言，鼓励他上进，之后，班上的同学还选他为班级的小组长。

1979年放暑假后，学校已经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改为秋季招生，我所带的班已到毕业的关键年级初三。那时已经讲究升学率了。大队中学有20间校舍，虽说房子还算多，有办公室、教室、教师宿舍、食堂等，就是没有学生宿舍。前几届的毕业班从未住过校，我不能贻误学生。学校的体制不健全，虽说有一个校长，但是，决策权在大队党支部。我与校长商议，向大队报告，在中学建设学生宿舍，添置双人床，获得批准，一个暑假日夜加班，在开学前全部就绪。住校了，早晚自习，必须有老师跟班，其他老师家庭多少还有点农活，我就全程住校与同学们“同甘共苦”，两个礼拜以后，其他的老师根据课程的安排早晚也坐班了。

（十六）告别知青生活

1979年五合中学国庆节，其他班级都放假了，我们初三班因为来年的中考，经与带数学的老师商量，请示大队党支部和校长的同意后，没有放假，而是把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课争取在本学期授完，以便下学期系统的复习，参加全县的中考。一切走入正常以后，10月15号原在我们一个知青小组先期上调到杨滩公社专司计划生育工作的余秀文同志，特地从公社骑自行车到五合中学通知我：“县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税务局招干，对象是1975年以前下放的知青，就在这两天报名要截止了，你赶快到县劳动局去。”于是，我对数学老师说，下午把我的班招呼一下，什么东西也未带立马赶往县城，到劳动局后负责报名的同志说：“谁能证明你1975年下放呢，报名需要《下放证》”。我当然有。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当时，广德到杨滩没有班车，只有到宁国路过的两班车，早上6点和中午12点从广德发车，下午没有车了，怎么办？于是我跑到南门花园，正巧，碰到烽火厂（小三线在杨滩的厂）一名熟悉的驾驶员送货从苏州回广，我把他拦下说明了情况，带我到了厂的路口，我又步行回到五合吴村小学，找到《下放证》。第二天天未亮，我又赶往广德县城，报了名。此时，离招干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也许是在学校教书的原因吧，全县700余名参考人员我考了第21名，录取人数是前51名，曾在杨滩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在县委党校担任校长的杜复智同志看到录入人员名单后，叫他的大女儿专程搭车到杨滩赶往五合吴村通知我（当时通讯没有现在这样便利），记得是10月底体检，11月中旬到单位报道上班，在填考志愿时，我看到绝大部分人填的是三个银行，只有税务人少，就填了税务，说真的当时我还不知道税务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在1979年的11月告别了知青生活，进了税务局。我走之后，我班的学生在当年的中考中取得了全县升学率第2名。如果我不走可能会更好，这就是学生埋怨我的原因所在。

        （十七）野趣

在近五年的知青岁月里，除了以上记载的外，还有一些野趣的生活。

逮麻雀。

1950年代麻雀是“四害”之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渐渐的，“麻雀”被平反，由“臭虫”代替。但是1970年代时，在五合麻雀依然被视为害虫之一。因为它们啄食稻麦，减少粮食产量。村上有一畈田，1975年年种了十几亩田的小麦，在灌浆成熟后，成群成群的麻雀每天上午的八九点和下午的四五点在麦田里啄食，眼看即将收割的麦子被麻雀啄食，生产队的章队长每天拿着土枪在麦田里打，也打不尽。我和几个回乡知青说：章队长白天用枪打麻雀，我们晚上来掏麻雀窝，逮麻雀。说干就干。吃过晚饭，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开始了行动。麻雀窝一般都筑在土墙的墙眼里（打土墙放墙板的横杆留下的空隙，有点像现在商住楼留下的空调洞），窝筑得较高，大多数都筑在屋檐下方，不用梯子是够不着的。当时村上住房土墙较多，所以麻雀也多。我和汪玉林等三人，先在牛栏屋的墙上动手，把梯子搭在屋山头，三人分工汪玉林负责上梯子逮，还一个扶梯子，我拿袋子负责装。汪玉林爬上梯子先听了几个墙眼，有麻雀的地方墙眼里肯定有动静，不是每个墙洞都伸手去逮。终于找了三个墙眼有麻雀。一晚下来真还逮了二十多只 ，其实只干了两个多小时，收获颇丰。把羽毛除尽除掉内藏洗干净，烧熟，好好地美食了一顿。

逮鱼。

杨滩的桐花鱼是广德的四大名菜之一，曾经出现在央视的栏目中。根据《广德县志》记载：桐河两岸多桐花，每逢春夏之交，粉白淡黄的桐花飘落水面，桐花鱼即四游其间，与桐花相逐，颇有情趣。这段时间又是桐花鱼最肥美的季节，桐花鱼以此而得名。桐花鱼是野生鱼，体长一般10-20厘米，体型很像小白条鱼，其最大的特点是肉质味鲜，刺骨柔韧，看似有刺，食时若无刺。但是桐花鱼的产量很低，它们只生长在杨玉桥以上的桐河中。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各村村民保护意识的加强，桐花鱼的繁殖率开始上升，尤其是桐河源头五合的河中多年不见的桐花鱼在一段一段有水的河中游弋了，但是，远没有达到1970年代前的水平。桐河，小溪，桐花鱼，山里人不会用船捕鱼，但是，也有捕鱼的其他方法。那个时候，山区的人们是比较喜欢吃鱼的，涟鱼、鲤鱼、黑鱼、带鱼、黄鱼等等都是计划鱼（凭计划供应），很难买到，要吃鱼就下河去逮。因为，稻田需要水，所以，在河中每隔一段就有用石头砌，然后用黄土筑成的拦河坝用以灌溉农田，坝中自然生长的鱼是比较多的，除桐花鱼外也有其它的野鱼如鲫鱼、黄鳝、泥鳅等。生产队的章队长很会逮鱼，有一次他带我到在方山庙河坝里的坎子边摸鱼，我站在岸边，手拎鱼篓，他下河到坝里的坎子边，潜到水中，不一会功夫，左手拿两条，右手拿一条，嘴中还含了一条较大的麻鱼（也叫沙鱼），给我装进了鱼篓。砸鱼。或用铁锤，或用石头，在河中看见有鱼就撵，这时鱼儿就往石头缝隙里濽，然后照着石头砸下去，多者四五条，少者也有一二条，翻着白肚从水中飘起来。下鱼壕。五合以上的桐河除了河坝以外水都不深，如溪流。不好用丝网网鱼，如是村上的人又想出了一种逮鱼的办法，下鱼壕。鱼壕子是用6公分左右的竹筒子70-80公分长，用刀破开15股，然后用竹蔑在破开的地方编成喇叭形状，把另一头未破的仍是竹筒的节鐟一个小洞能流水，鱼壕子就做成了。一般下午傍晚时在溪流中，用河石排码成v字型，再把鱼壕子放在v字的底部，喇叭朝上水，用石头压住就行了。第二天在太阳未出之前，就要到河里起鱼壕，有鱼的壕，都是鱼头在里，尾巴在外，是活的尾巴还在甩动，拿到岸边倒下来，捡到鱼篓里，心里多么高兴，按现在的说法是溢满了成就感。四五把鱼壕有时也能下一小碗桐花鱼。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如用石灰在水凼子里闹鱼，用野生的辣椒杪子砸碎揉出浆放入水凼中也是逮鱼的一种办法，都比用化学药品毒鱼和用电打鱼环保和人性。

照石鸡。

我们知青点的隔壁有一个男性郎中姓寿，廋高的个子，一米八左右，瓜子脸，浙江绍兴人，在部队当兵期间担任过卫生员，复原退伍后，就在浙皖毗邻的孝丰、宁国、广德一带山区行医，一口的浙江绍兴话，一句“打针吃丸子”就是他的形象代表，人们习惯称呼他为“寿医生”。三年自然灾害后，五合山区缺医少药，他行医到吴村后，就在吴村住下了。1970年代山区的自然环境相当好，桐河中的桐花鱼成群成群地在水中游弋，野羊、野兔、野鸡、等等野物甚至跑到村上社员的猪圈里与家禽家畜争食。还有几条小山冲中的小河沟，包括村中流淌的桐河每到夜晚就能听到石鸡的叫声。7月放暑假以后，只要天气好，寿医生经常喊我，晚上陪他照石鸡。石鸡是栖息在山涧石缝中的一种蛙类动物，肉细嫩柔滑，原味鲜醇，菜汤清香郁，素以珍品著称。照石鸡一般是在天黑以后，用装四节一号电池的大手电筒，在山涧小河的石缝里寻找，大多是寻着石鸡的叫声照。在村上的桐河中照，因为没有树林一般不用手电筒，而是用火把，这火把是用嗮干后的竹篾十几根蔑捆一把，点着用于照明，以前没有电筒的时候，山里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晚间行路的照明。有一次我们在后头冲的小沟里照石鸡时，在一个叫朱家凼的山边水凼里先是听到石鸡的叫声，顺着声音照过去，在石缝里没有看到石鸡，然后把手电筒再向河沟里的一堆砂石边的窝凼里照，发现了一只山乌龟，有一斤半左右。寿医生喜出望外说道：“今天的收获真不小。我们回家，不照了。”第二天上午，他未出诊，哪里也未去，在菜地里拽了一些黄豆杌子，摘掉黄豆角，喊我帮忙剥出黄豆米，宰杀了那只山乌龟，烧好，咱俩好好美食了一顿。时隔40多年了，现在山乌龟可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啊。

作者：大同世界
发表时间：2022/12/11 10:47:35

写的很好，文章朴实无华，如行云流水，颇有年代感！

作者：秀才
发表时间：2022/12/16 9:01:44

哦豁，怪近的唛，我回去问问老娘去，估计认识，哈哈哈哈

作者：沉舟
发表时间：2022/12/16 9:23:37

多少还是有点人脉的，不然也会像我父母一样务农一辈子，有时候人生就像一个笑话，同时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合同工现在退休工资5千多，作为正式职工下放的父亲却一毛没有。找谁说理去！不过父母心态非常好，从不抱怨，反而很满足，总说现在就是让他回去都不愿意！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异乡生活，心态真的很重要